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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国严重面临着环境严重的污染问题
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。依法治国要找到突破口，我认为可以先从环境保护开始。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，不消除环境污染，不保护好生态环境，也要亡党亡国。我们的指导方针是领先的，但发展还是在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路上走过来的。人治不是说不能做事，可是成功几率太低了，是不稳固的、危险的治国之策。对NGO不应限制，应该鼓励发展，特别鼓励他们的批评和建议。“人得要做点事，否则老了回顾会感到活得没价值。我现在回顾，就感到很苦恼，因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太多、太大。”
83岁的曲格平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。卸任后，他将不能说、不便说、不该说的话，付诸铅字，留待历史。偶尔忍无可忍，才溢于言表，比如痛心于北京的灰霾，“不适合人类居住”，比如惊诧于掺水的统计数字，“要了环保工作的命”。
有人说他很悲观，他辩驳：“我提意见、提批评是希望把那些不足之处，改过来。”1970年代，身在国务院的曲格平被安排分管“公害”问题，“没想到一项临时性的分工，竟成为终身奋斗的事业。”
那时候，动乱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。1972年，中国意外派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，曲格平透过镜子，猛然看到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。
此后数年，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代表、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和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。他任内参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(试行)，并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，推动了环境保护列为国家基本国策，确立了“谁污染谁治理”等八项环境制度。随后，又亲身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。
年过八旬后，老人感叹“但见时光流似箭，岂知天道曲如弓”。2013年春天，他赴香港参加“中国环境保护40年”学术论坛，痛陈“我们是否注定无法解决好发展和环境的矛盾”。
他生活上已不免吃力，忘了喝水，忘了吃药，眼镜摘下放在手边，却楼上楼下满屋子寻找。但他又异常清醒，从二氧化硫到土壤污染普查，他密切关注政府公布的一切环境信息和数据，并“担心这些数字的准确性”。
2013年5月，这位可能是全中国最有发言权的环保老人接受记者记者专访，细陈四十年的进退荣辱，他念叨着，“确实我们有话要说”。
二、“数字游戏”，是个老大难问题
1、记者：现在的环境形势，究竟该如何评价?
曲格平：似乎没有人称赞中国的环境状况好，国家领导人也在讲“环境形势严峻”，其实说“非常严峻”、“十分严峻”都不过分，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。而且不是光一个大气污染，还有水污染、土壤污染、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，存在的问题很多、很大。在农村，当年搞乡镇企业，不顾一切地以原始粗放的方式发展。现在说环境形势严峻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环境的恶化。
2、记者：可是每年有关部门通报，都会说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度下降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?
曲格平：我担心这些信息的准确性。数字的准确性，关系到决策的依据和决心，也关系到规划执行的结果。比如总量控制是很好的治理手段，但如果污染排放的数字很低，国家决策又是在错误的基础上做出来，那总量控制就没有意义了。
3、记者：数字上可能失准，原因是什么?
曲格平：首先是，监测网络并不是很齐备，可能报不全。第二，企业和地方都不愿意报实数，对他们不利。我当环保局长的时候就对地方报的环保数字皱眉头。全国“数字游戏”也不仅是环保一家，是一个老大难问题。
4、记者：最近的土壤普查的数据，就一直没有公开。
曲格平：我也关心土壤问题。环保部和有关方面做了调查，下了很大的力气，但我也看不到这个数据。环保部即使想公开，估计也很难，因为牵涉到太多部门和地方的利益了。领先的方针，脱节的实践
5、记者：说起来，环保列为基本国策都三十年了，历届政府都提出高度重视环境的指导方针，为什么效果不彰呢?
曲格平：我国在1982年就制定出同步发展方针，就是：经济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环境建设同步规划、同步实施、同步发展。后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又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。现在又提出来建设“美丽中国”。这些提法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，我们的指导方针是领先的。
外国人问我，你们有这么好的方针，为什么不照着办?是的，实践和指导方针脱节了，我们的发展还是在“先污染后治理”这样的一条错误路上走过来的。发展环境不是变好了，而是变差了。
连云港市宏琦电力辅机有限公司针对上述问题总结：为了防止自然环境的恶化，对青山、绿水、蓝天、大海的保护。这里就涉及到了不能私采（矿）滥伐（树）、不能或尽量减少乱排（污水）乱放（污气）、不能过度放牧、不能过度开荒、不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、不能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等等。这个层面属于宏观的，主要依靠各级政府行使自己的职能、进行调控，才能够解决。对自然的保护要做到人人有责。